艺苑百花｜王一川：以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探寻文化自信之道
王一川接受《中国艺术报》专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倡导德艺双馨，着力培育正风正气，弘扬艺术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进一步营造文艺界见贤思齐、崇德尚艺、奋发有为的良好态势，不断发现、培育和推出当代优秀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界先进典型，中国文联推出“艺苑百花”项目。该项目由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和《中国艺术报》共同策划推出，并在《中国艺术报》特别开设“艺苑百花”专栏，深入挖掘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他们爱党爱国的崇高理想、追求卓越的艺术创造、扎根生活的精彩实践、感人至深的善行义举。“艺苑百花”第四十八期，我们推出的是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评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敬请关注。
视频│王一川：以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探寻文化自信之道
王一川为《中国艺术报》题词：文艺批评应当是文艺作品通向社会公众的使者。
上世纪80年代末，或是因为一张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观影证”，最初研究文学作品和理论问题的王一川，开始从事电影评论。当时众多评论电影的论文中，王一川反思电影及相关文化现象的专论有独特影响力。
新世纪初，北京师范大学把王一川从教务处调到影视学科突出的艺术与传媒学院做院长，工作内容之一就有继续组织由该学院发起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电影活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2011年，王一川曾经攻读硕士学位的母校北京大学，希望他去做北大艺术学院院长。这是一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为主、以研究各艺术门类普遍性问题见长的学院。在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同时也是王一川担任两届院长的过程中，北大艺术学院在全国艺术学理论学科排名中均位列第一。
2020年初，王一川对一档“云录制”电视节目的评论在微博上有千万级的阅读量，收获了“万赞”。这或许可以成为他于2016年提出的“艺术公赏力”理论的一个案例。
在从上大学至今的四十余年学术生涯中，王一川的研究和批评经历了美学/文艺学到电影研究，再到跨门类的艺术学理论三次重点转向。王一川说，在改革大潮中个人的选择与努力自觉固然重要，但自己更是时代的幸运者。通过访谈，王一川阐述了他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有开阔性和严谨性的思辨过程，尤其是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文化自信。
2016年12月，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王一川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十届主席团委员，图为王一川在大会现场
也是一条起步于探寻文化自信的路
“必须学习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把它同西方的思想文化对话，在两者对话的碰撞中寻找中国的现代自我，才能找到学术个性。”
●中国艺术报：修辞学研究是您的一条学术主线，对文学艺术的语言修辞研究延续至今，为何在该领域持续耕耘？
让我想到和提出修辞论美学，是因为一段特殊的经历。那时候我已经是青年教师了。1988年秋到1989年秋，我参加教育部和北师大的联合派遣项目，到牛津大学去做博士后研究。到英国后我大吃一惊。第一，马克思主义在那里“很香”。第二，浪漫美学、经典的美学受到怀疑，学者们正受到语言论思潮的影响，大谈语言、话语、文本、意识形态这些新的概念，甚至用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意识形态及文艺问题。在那个情况下，我就读了一些关于语言论的东西。再结合我过去关于美学的思考，我想到，单纯做美学研究，缺乏文艺实践的支撑、比较空，单纯做西方语言论又缺少社会历史内容，容易走向形式主义。左想右想，我就想把关于社会内容、历史根源的研究，同个人的体验、关于语言符号文本的分析结合起来，走一条自己的路，于是就想到了修辞论美学这条路。提出修辞论美学主张，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自我规定。
王一川在讲授《艺术与审美》共享课程
●中国艺术报：您多次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访学，颇为关注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特色和中国当代美学的现状，中国学者在借鉴20世纪西方学者提出的美学概念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王一川：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崛起而读书，总想睁眼看世界，走出当年苏俄模式的束缚，走向新的开阔的世界。所以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我们如饥似渴地去吸纳西方美学。但我经过在国外了解了一些西方的思想，接触了西方的老师、同学，了解西方的语境后，再回过来看中国，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中国学者看问题必须有自己的视角，研究自己的问题，而研究中国问题正是我的本分。参照西方的观念，吸收中国的古典传统，寻找一条现代文艺美学的道路，是我要做的工作。只有坚守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找到自己的话语，才有自己的学科、学术。但是，一开始要靠什么来建构自己的话语？必须学习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把它同西方的思想文化对话，在两者对话的碰撞中寻找中国的现代自我，才能找到学术个性。并且，了解西方越多，再回头来看中国自己的东西会变得更清晰。这就像人每天早上起来只有通过照镜子，才知道自己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一样。了解国外的，了解中国古代的，最终是要研究解决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问题。
王一川在学术活动中
●中国艺术报：您在20世纪80年代末萌生了对国产影片的文化阐释兴趣，并在牛津访学期间完成了对电影《红高粱》的评析文章，如今涉足影视批评领域已30多年了，可否谈谈这种兴趣的缘起和发展？
关于中国文艺“走出去”，一方面是西方变得不像过去那样拥有文化自信，而是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文化有一种过分敏感的警觉；另一方面，我们也正在不断反思文化传统，重新激活传统的活力。文艺作品要想在国外找到更多的观众，还需要继续探索。从自身来说，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思考和创造方面还需要努力，还应该找到一些共同的语言去创造新的中国形象，让外国观众心悦诚服。有些电视剧已经开始“走出去”，比如在云南拍摄的一部心理治愈、田园风格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我听说一些外国观众很有共鸣。舞剧《朱鹮》在国外也已经演了很多场，很受欢迎和好评。珍稀的鸟类朱鹮一度在世界绝迹，上世纪80年代意外在中国发现了7只，通过人们的精心培育，出现了物种复苏的迹象。主创团队就从生态环保这个角度入手，并参照了七仙女的故事，经过从古典到现代意识的对话、演变，创作出一部舞剧。中国文艺“走出去”，有些艺术门类要难一点，有些艺术门类要容易点，我们就应该先拣容易一些的，看准了就要力推，例如舞剧，以便逐步让更多的中国文艺“走出去”。
以“美美异和”补充“美美与共”
“它比‘美美与共’更能体现现实的骨感但又不放弃对美感共通性的追求。”
王一川在为学生授课
●中国艺术报：“艺术公赏力”是您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艺术公赏力”的背景、后续的理论阐述，以及对未来的理论思考是怎样的？
◎王一川：我在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担任院长期间，看到有同事在认真研究和倡导新闻公信力，而哲学和伦理学常常推举公善力，那么艺术需要倡导什么呢？肯定跟新闻、哲学、伦理学不大一样。艺术尽管也需要公信力、公善力，但最主要的还是要让观众来鉴赏，获得审美享受。所以对观众来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公共鉴赏层面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今天这个时代，媒体越来越发达，圈层越来越多，但是观众的分歧感、撕裂感越来越凸显，艺术家讲艺术家的，观众想观众的，大家对话并不容易，找到共同的趣味变得越来越难。我们要关注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圈层与圈层之间的差异、对立，进而从中找到一种共通感。冯友兰先生说，艺术讲究一种“心赏”，就是心灵的鉴赏。我想艺术要达到一种公共鉴赏，要有一种共通的价值。所以，我就试图寻找艺术家和观众之间以及不同的观众圈层之间的共通性、同一性，从而想到和提出“艺术公赏力”这个新概念。这也就是我在2016年完成的著作《艺术公赏力》想要探讨的问题。
王一川与讲座听众交流
社会要健康发展，既要尊重个体的差异，又要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寻找共通感。“艺术公赏力”的问题提出就是必然的。为了阐释这个问题，我又进一步找到了一个概念。北大艺术学院此前的办公地点在北大理科5号楼，那座楼的一层进门就安放有一尊费孝通先生的雕像，上面刻着他80岁生日时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箴言。我感觉这十六个字是了不起的贡献。他讲述了今天大家的共通感受，也反映了一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晚年的思考走向了美学。但是联系今天的情况，尽管讲“美美与共”很有必要，但是实际上实行起来很难。我反复思考，在“美美与共”达成之前，是否可以关注和考虑“美美异和”，这就是既要尊重审美的差异性、异质性，又要追求共通感。如此就需要找到一个在当前适用的概念，它比“美美与共”更能体现现实的骨感但又不放弃对美感共通性的追求。于是我想到并提出了“美美异和”概念。这里的第一个“美”字是指个人的美、各自的美，第二个“美”字则是共通的美，“美”与“美”之间有差异，在差异中不忘追求和谐，在和谐中不忘本来的差异。因为在审美的问题上，人与人之间要完全一致，在古代时就难于做到，现在更做不到。这也是反映我这段时间思考状态的一个观点，希望能够同费孝通先生作一个不同代际的对话。
王一川在讲授“圆梦工程”文艺培训志愿服务行动“名家名师话美育”网络公开课（点击图片观看公开课）
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公赏力”的案例。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有专家就跟主创说，单讲舞蹈的美，河南歌舞剧院比不过北京、上海的院团，要在求美之外找到另外一条路。编导就来到河南省博物院，对着隋代出土的那些乐俑、舞俑凝神静观，结果“看”到了活蹦乱跳的唐代宫女，像邻家女孩那样到公园里表演，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地排练、玩耍，最后跳起优雅的舞姿。这就通俗化地激活了古典文化艺术遗产，让其在当代观众中火起来，打穿了存在于当代观众中的不同圈层的壁垒，让大家看到中国隋唐时代的生活有多么美好的一面，找到一种共通趣味。这恰恰能够启发不同的圈层面对今天的现实、看到一种可能的美好的未来。之后有《只此青绿》等一些作品出现，会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从古典文化艺术遗产中找到有创意的点子，把它们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来。
“心性现实主义”是在现代化
探索中生成的中国式现实主义
“人在做人做事之前，首先要有内心修养。”
2018年6月，王一川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
●中国艺术报：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文化回顾和反思中，您如何定位和形成自己的视角？
●中国艺术报：近年您提出从“心性论”“心性现实主义”的角度研究国内的一些影视作品，可否谈谈构建这个系统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以及它与时代与影视观众的关系。
◎王一川：回想“五四”时期，包括鲁迅的小说杂文在内的很多文艺作品，对孔孟之道都是持批判态度，也就是说，跟它相关的中国古典的心性论传统受到了抑制，这是中国人学“德先生”“赛先生”，寻找现代社会真理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对于自身古典传统的批判性反思。但实际上这种暂时的抑制并不代表在社会生活层面中完全绝迹，在中国现代民间生活中还是有仁义礼智信、仁爱友善的德行等的实行的。这些传统内容在改革开放时代慢慢地复苏了。尤其是进入2012年以来，国家层面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的文艺作品也越来越突出地明显地描写家庭伦理之爱，以及仁义、仁厚、容让、家国同构等古典伦理情怀。
我是看电视剧《人世间》想到了“心性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我从剧中周志刚、李素华夫妻，他们的三个孩子周秉义、周蓉、周秉昆和他们的家庭，经历的近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中，看到了他们的心性智慧传统在当代的生命力。周家人生活苦不苦？苦。累不累？累。有没有过很悲痛的过去？有。但是周志刚临死的时候，说他的一生是快乐的，快乐来自哪里？来自中国心性传统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运用中国式生存智慧来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于是充满乐观、感到满意。这种传统就是说一个人在做人做事之前，首先要有内心修养。人首先要扪心自问、反思自己的仁义礼智信做得怎么样，你做好了，周围的一切事情才能做得好。而如果这些方面做不好，很多事情你可能就都做不好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写的主人公黄文秀在读书的时候就显然受到北师大校训的影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什么叫“人师”？就是他的品行、人品可以成为别人的范例的人。黄文秀有这样一个自觉，所以她在家乡当村官的时候，就注意用一种仁厚友善的仁义之心去开拓进取、容纳他人、宽容别人，团结人们一道去创业，改变家乡的命运。在她的身上体现了心性论传统的当代传承。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跟外国去比什么？必须要依靠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如今有很多文艺作品都在把中国当代人的心性智慧潜能发掘出来。
越来越多发掘心性论传统的作品出现，但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心性现实主义”其实就是中华传统引导的现实主义，它是外来的现实主义来到中国100多年，经过顽强生长、转型创造出来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形态，这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的融汇。外来的现实主义最早来到中国时是批判式、启蒙式的，后来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逐渐转向了建构式现实主义。最初是受苏俄影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有伤痕现实主义、新写实的现实主义，最近人们逐渐开始从家庭、家族关系，从地区、地缘生活的角度重新思考友善、仁义、仁爱、慈悲、心性等古典的心性论传统，以及它的现代意义和当代价值。我们的很多文艺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但同时又讲究仁义礼智信等中国古典的心性智慧传统。正因为现实主义同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紧紧地结合起来，中国式现实主义就已经不同于原来的那些现实主义了，而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心性论传统沃土而获得了新的生机。
2015年，王一川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
◎王一川：要从多方面来看。有的学者包括批评家感兴趣的是古代的东西，比如专注在中国美术史、文人画里，有的学者研究西方的文艺复兴、达达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看起来跟今天没有什么关系的学问，但通过观照过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在。有的学者愿意始终面对当代的现实问题来进行思考。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兴趣领域，正是由于这种多样化才形成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这些年在中国评协、北京评协兼职做点事情，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工作需要，让我对当代的作品始终在关注、始终在思考。
我认为一个人学术的发展和几个因素有关。一是时代大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小环境也有形塑作用，后天学习、事业发展、交朋友、工作经历都会产生影响。《艺术公赏力》这本书的选题和写作，萌芽于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期间，写作在北大艺术学院工作的环境下，学院的每个老师同事都很努力，在不同的艺术门类里都有建树，这些对我是一种学术氛围上的感染、鞭策和激励。而写出这本书，也反映了他们对我的帮助和促进。三是岗位需求和学科环境。四是个人的才能结构和兴趣特点的影响。回顾我这些年的情况，恰好这四个方面都有。说到这里，我的心中难免生起感激和感恩的情怀。
（按发布时间排序）
查明哲 梁达明 潘鲁生 靳尚谊 吴元新
栏目题字｜苏士澍